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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研判

发布日期:2019-12-11 19:55:30 来源:江西农业资讯网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研判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研判

发布时间:2018-06-28 04:29:29 已有: 人阅读

姜丕军,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曾在华创证券、东兴证券等券商研究所从事策略研究工作,曾在国内大型财富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担任研究所所长、研究总监等职务,现为北京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等领域。姜丕军博士在《新华文摘》、《经济探索》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撰写各类财经评论文章数十篇。姜博士以独立学者的立场,深入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特别是能够充分阐释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市场反响强烈。

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我国1季度经济整体表现出较强的“韧性”。PMI连续在枯荣线之上,PPI环比回落,但已超过近3年的均值水平,与近10年的均值相当。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商品房普遍“双限”的大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在1季度投资累计同比为10.4%,创下了自2015年以来的高点,一方面说明了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加速的作用下,改善型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棚改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已经到来的2季度,个人认为,2季度经济增长的力度不会弱于1季度。4月份PMI为51.4,环比减少0.1,同比去年4月增加0.2,4月份六大集团耗煤量同比增长5.49%,环比回升7.94个百分点,4月重点企业粗钢产量同比增长2.09%,环比回升0.72个百分点。4月前3周,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10.88%,增速大幅回升,4月份全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22.02%,去年4月同比降幅为41.27%,降幅缩小19.25%。因此,从经济指标看,虽然去年存在较高的基数,会“抑制”今年的增速,但经济复苏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若认为宏观经济将出现明显的下行拐点,贸然改变去年以来稳健的宏观政策和强金融监管政策,或致楼市泡沫、金融乱象以及经济结构僵化进一步恶化的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体现出来的“韧性”得益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具体来讲,201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为0.6,而2016年为-0.4。此外,我国经济增长持续复苏还与国内稳增长的政策应对密切相关,棚户区改造是稳增长政策的重要手段,2013和2014年共完成的820万套棚改计划,到了2016年和2017年,棚改计划已经完成1200万套,对比之前已经显著提速。在经济去杠杆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过程中,宏观政策应着眼防止因为去杠杆力度过大,反而进一步放大区域金融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灵活而不失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是较为合理的政策组合。财政赤字率从2016年的2.3%上升到2017年的3%,2018年赤字率从3%降到2.6%,但专项债增加了5500亿元,财政政策持续积极发力;货币政策更为灵活而不失稳健。2017年美联储年内三次提升目标利率,我国央行两次提升货币市场利率,进行“变相加息”来跟进,此外,今年4月份采取降准1个百分点来偿还即将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剩下的增量资金用于小微企业投放,降低小微企业成本。金融强监管的措施仍在路上,年初银监会出台的“委贷”管理政策和财政部出台的“23号文”受到市场极大关注,近期央行等部委联合出台的“资管新规”将金融监管推向了新的。

全年来看,我国的经济走势很有可能是一个“L”形的延伸,既不是“L”形的“尾翘”走势,更不会出现“V”形的强势向上,今年的经济增速或比去年略降。从支出法的角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都难以对后期经济增长构成强劲的驱动。在经济去杠杆为主任务的大环境下,基建投资融资受到较强的约束,后期可能会围绕防止污染和强力扶贫两大领域展开;房地产投资虽然在1季度表现强劲,但考虑到1季度房地产企业购地面积和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已经出现大幅下滑,叠加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不放松,对房地产持续的高投资还难以保持乐观;当前制造业投资增速正处于历史底部区域,虽然去产能的高峰已经过去,但在结构调整中发现新的增长点和设备更新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即使投资增速开始转而向上,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主驱动因素;多年来,消费增速一直呈现平稳走势,对消费的关注点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结构变化,消费升级是焦点。净出口则面临着美国和欧元区的贸易保护压力,叠加去年的高基数以及去年年中以来的人民币升值,今年的净出口增速下行走势将是大概率事件。

结合日本、韩国、经济转型的经验和增长趋势,当一个经济体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转为中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讲,增速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改变。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供求的互相反馈,需求引发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最终提升生产效率和驱动经济增长。从供给层面,以人口为例,2003年我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买方市场出现,2010年我国劳动人口年龄绝对水平已达到高峰,到2013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0%,老龄化社会开始形成;在人口供给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人们的需求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人们的需求开始超出了“东西”的范畴,更多的需求来自服务所提供的产品,而不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提供的“东西”,在行业上表现为“虚拟经济”、“体验经济”、“分享经济”等“软性”特征,需求更凸显多元化、个性化。这个时候,市场“短缺”特征早已不在,市场更多的是用来被发现、被创造,而不是现成的通过大规模生产就可以满足。从增速的趋势看,当日本、韩国、等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速发展阶段时,中速经济增长为高速时期的1/2。我国过去30多年年化增速为10%左右,考虑到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差异大,产业回旋余地强,难以出现“产业空心化”。所以,个人倾向认为,若以2012年为时间节点,在2022年附近,在经过10年的高速增长向中速过渡大体能够形成6%的均衡增速。

在向6%的均衡增速过渡的过程中,未来5年是关键的时间窗口,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毋庸置疑,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明显趋减,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这意味着靠传统资源投入,走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老路已经行不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熊彼特(Schumpeter,1912)将创新归纳为5点,包括引入新的产品,引入新的技术,开辟新的市场,发展新的原材料以及实现新的组织形式,概括来讲,创新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进而提升竞争力,获取用户,占领市场。在熊彼特那里,创新的核心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优秀的企业家富有想象力并善于总结经验,他们甚至能够看到连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企业家更能够深刻理解人性,更具有洞察力,从全社会范围来看,企业家精神是“短缺”的。从麦哲伦航海开始,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从现代企业制度到跨国公司的建立,环球贸易到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超市、快餐店、飞机、汽车、网购、微信、滴滴等,处处都留下了企业家创新的影子,人类过去500年的工业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企业家创新的历史。企业家自由进行商业探索,不断试错,并承担成功带来的收益和失败带来的损失,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非是把资源配置给探索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面对“短缺”的市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或许更为高效,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的产品满足市场。当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体现为多元化、个性化的时候,发现需求、创造市场才是根本,这个重任就落在企业家身上。当全国上下去争论如何实施产业政策还不如探讨如何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在顺应竞争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激励企业家精神,重点需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大力降低企业税负,降低制度成本,让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轻装上阵。2015年中央提出“降成本”对策,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减少资金成本和税收负担,从广义的角度,不仅仅在于降低资金成本和税收等显性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的变革行政审批制度,降低制度成本。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我国总体指标排名第78位,可见我国营商环境未来的改善空间是巨大的。二是要大力发展和完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为创新驱动提供更为有效的金融支持。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在工业化、房地产等领域能够发挥较强的资金支持能力,但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领域存在着天然不足,面对长周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更为适用。就现阶段而言,证券市场IPO倾向于扶贫和“独角兽”,但从长期的角度,证券市场更应注重上市门槛、信息披露、交易规则以及退市制度等系统化体系的建设,只有建立“良币驱除劣币”的市场生态和环境,企业创新才能够得到切实的金融支持。三是通过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来加强产权保护,让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受到有效保护是创新的基础,本质上,产权得到保护会使得预期更加稳定,预期支配行为,只有预期稳定企业家才舍得投入而不是追求短平快。预期如何稳定,“朝令夕改”的人为政策显然要大打折扣,产权保护最终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用法治来稳定预期和保护产权。

放眼至全球,最近几年,在全球经济持续的复苏中,美国依然扮演着领头羊角色,4%的失业率水平已经达到了历史低位;欧元区在遭遇2016年连续的“黑天鹅”之后,经济增长在今年1季度也达到了2.5%,复苏的势头没有改变;日本经济在最近3年年化增速也达到了1.8%,比危机之后最初的几年动辄为负的经济增速,显然当下是日本经济最好的时候。透过本轮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瞩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格局清晰,各有优势,分工明确,一体化不断深入。美国的金融、农业和高科技,德国的高端装备和精密仪器,日本的电子,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能源,以及中国的“世界加工厂”等构成全球经济基本的格局。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开始变得模糊,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开始崛起,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继续呈现中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占比美国66%,增量占比全球30%。新能源汽车的投入,5G的应用,以及BAT的崛起,加之启动3亿人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消费国。最近几年,基于美国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2015年年底美国实施危机之后的第一次加息,这意味着危机之后全球货币大宽松的时始结束。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另一方面,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拐点,两方面“夹击”的结果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元区以及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普遍性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中国威胁论”甚嚣尘土。个人认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在国内需要围绕企业家精神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那么面对外部,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则是重中之重。承诺中国和平崛起,只是一个起点,但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于自身的软实力和实际行动。当国内动辄出现“日货”、“韩货”的集体行动时,无论是对于当事国还是国家,都意味着是一种霸权的体现。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应与世界积极对话,互相了解,增进互信。了解越多,分歧就会越少,彼此最大的“公约数”就越容易出现。中国需要从理念上积极转变,既要保留中华历史,又要给予世界文明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我国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此外,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需要深入融合到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来,用实际行动来建设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不是去挑战。不可否认的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领域所取得的全方位成就与全球化是截然分不开的,或者说,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来讲是利大于弊,中国需要在行动上严格遵守世界多边规则,全面参与世界维和行动,强烈恐怖主义,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共同保护全球环境,积极调停局部战争冲突等。可以想象到,当中国在世界不断树立“保和平、负责任、善合作”的形象时,与之对应的将是“中国威胁论”的偃旗息鼓。河南可以治好癫痫病的医院怎么找郑州去哪找靠谱的癫痫医院哈尔滨比较好的癫痫病医院